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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香山寺史料考  

2012-08-23 12:27:52|  分类: 观音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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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香山寺史料考

 由于兵火战乱等诸多原因,香山寺历史上的纸质文献多已不存,研究香山寺历史文化,主要利用历代碑刻资料。2004年9月,拙作《香山寺历史文化研究》出版后,笔者再次深入香山周边乡村、田野,广泛调查、寻找建国以来流失在这里的香山寺碑刻。一年来的调查收获颇丰,先后找到了五通碑刻,其中四通属香山寺旧碑,一通是与香山寺有关的清碑。这些碑刻记载了鲜为人知的香山寺史料,对研究香山寺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这些碑刻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被强行移出寺院,挪作它用,受到人为破坏,均有不同程度残损,有些还相当严重,致使碑文识读非常困难,每通碑都像一个谜。为了揭开这些谜底,笔者进行了认真地考证、破译。

    一、清戊子年碑

    该碑目前仍砌在宝丰县闹店乡北部一条水渠上,碑的右侧一部分从上到下被打掉,碑名和碑文开首部分内容已不存,碑文上下均有残损,中间部分文字也被砸受损,整篇碑文已无法通读。据碑文片断记载:“……田,赎回近地,渐次积贮。更令遍觅可受之家,对伊成交,将锅店地亩,一分宅……地三顷,即命通德司其事,所得粒籽仍赎余地,一转移间,而斯寺渐兴,斋田……。”赎回斋田的原因,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寺院斋田在改朝换代的战乱中被别人占去;二是寺院原来典当出去的斋田。到底是哪种情况,现存的碑文中已看不到。根据碑文主要内容,碑名应是“香山寺赎斋田碑记。”

    碑文后面记撰文、书丹人姓名,惺园王景通撰文并书丹”,王景通是姓名,惺园是字;次记“附近绅民、本寺住持同立”,绅民和住持未具名;再次记“戊子署月蓂荚十□吉旦”,这是立碑年月。该碑采用干支纪年,是为戊子年。干支年每六十年一轮回,循环往复查近代“戊子”,1948年,距今最近,往前依次是1888年、1828年、1768年、1708年……。那么,该碑的戊子到底是哪一年?先从下限往上排查。1948年后的戊子年是2008年,时间还没有到,肯定不是;1948年,宝丰于1947年下半年解放,1948年正在搞土地改革,分田分地,此时国家政策不允许寺院通过赎买等形式大量占有土地,这一年也予以排除。往前的1888年、1828年、1768年、1708年……几个戊子,又是哪一年?这个可以利用香山寺僧人字派的线索来查找。香山寺僧人为禅宗曹洞宗,于北宋后期入主香山寺,元初建立香山寺曹洞宗传法宗派,演“从政思惟,妙圆觉性,祖道兴隆,永远福庆,法门广通,真常普应,智海波深,万古昌盛”三十二字。香山寺僧人宗派传承规律,每个字派从第一个僧人剃度拜师,到最后一个僧人圆寂,存续时间约为70年左右。在此碑中,我们见到的香山寺僧人惟有一个通德,是二十世的“通”字派,1708年的戊子年,香山寺僧人为“庆、法、门、广”四代,尚无通字派,1708这个戊子年基本排除。1768年这个戊子年是清乾隆三十三年,笔者从另一通乾隆二十九年(1764)碑上,看到了香山寺僧人广一、徒通德的记载,从乾隆二十九年到三十三年,四年时间,时间距离很近,因此判断两通碑上的通德为同一个僧人。如此,基本上可以判定这通碑立碑时间,是1768年这个戊子年。

 年后的月份为署月,“署月”即农历六月。月后有蓂荚二字,蓂为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瑞草,从初一到十五每天生一荚,十六日以后每天落一荚,看荚数的多少就可知道是哪一天,又称“蓂荚”“历荚”由此看来,蓂荚一词在此表示每月的日数。十后面的一个字损毁,从十后面不带个位数看,这是一个“十”的整位数,后面损毁的字应是“日”字。综合考证情况,立碑时间是清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日。这通碑是目前仅存的香山寺赎买斋田的历史文献,对研究清代香山寺经济和土地状况具有重要价值,弥足珍贵。

二、金妆大慈大悲菩萨神像碑记

    该碑主要内容,记载了郏县人高朝阳、鲁山人雷开科,会同诸方善士捐资金妆香山寺大悲观音菩萨像一事。碑文保存较好,缺字较少,基本可以通读。该碑的残损情况,一是碑名第一个字缺损,二是立碑时间被打掉缺失。碑名首字缺损,根据寺院修造常规用词,应该是“金”字。解决立碑时间问题比较困难,碑中记载妆修佛像时间,开工时间为本年六月上旬,竣工时间为十一月中旬,其中有“本年”一词,说明开工、竣工和立碑日时间为同一年。但碑文中没有任何可对照参考的具体年份,只能用相应资料进行考证。一是用僧人世系字派进行推算,碑末记有住持应吾等、智禄等,“应”字派为香山寺曹洞宗二十四世,大约始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终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这个应吾是应字派的最后一任住持,智禄是智字派的第一任住持,应吾是前任,智禄是现任,这些说明应字派已到了存世晚期。第二是相关人员身份资料,碑载撰写碑文的是汝州增广生员赵□峰,字文屏;书丹者为郏县儒学生员李清华,字芳村;篆额者为郏县儒童朱兴龙,字云从。其中赵文屏、李芳村均为秀才,有功名。中国科举制度始于隋代,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颁旨,废科举兴学堂,进士、举人、秀才名号退出历史舞台。从碑上赵文屏、李芳村的秀才身份,朱兴龙的县学儒童身份看,此碑立于光绪三十一年前。通过对以上两个方面的探讨,虽然不能具体确定该碑立于哪一年,但还是可以划一个可靠的时间段,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三十一年(1905)间。

    该碑虽然立碑时间比较晚,但对于研究香山寺历史文化,还是有着重要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昭示了一项修建事项;二是新发现了香山寺历史上的两位住持;三是明确了香山寺应字派僧人存世时间下限,智字派僧人存世时间上限,是香山寺珍贵的历史文献。

    三、重修皇姑洞并金妆神像碑记

    该碑记修三皇姑洞事,短短一百余字,读之文句还算顺畅,遗憾的是碑左侧自上而下被打掉,立碑人及时间均已不存。此碑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考证立碑时间,间及立碑人。从碑文看,总的来说立碑时间不早,当在清末民国初年。具体说有几条信息可资参考:一是“汝州文童朱应口”的记载。这个朱应口当是撰写碑文的人,身份是文童,这是科举时代儒学学生的身份,从这一点来说当在清末。二是“庙被土匪蹂躏”的记载。就是说此地曾发生过匪患,但闹土匪的具体时间没说,巧的是距此不久的一通碑上记有闹土匪的时间。据辛酉(1921)碑载:“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宝塔工竣未及半,而年岁屡歉……,更有刀匪蜂起,……迨三载后,贼势稍平。”从香山寺历史看.两碑所记匪祸实是一回事,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之后的三年中,推算时间是宣统年间(1909—1911),也就是说匪患发生在宣统年间,这样说确实是在清末。第三是有关修塔的记载。据史载,香山寺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重修大士塔,辛酉碑也记此事,看来两碑所记修塔和修三皇姑洞本为同一项工程,因经济原因和匪患于光绪三十四年停工,匪患过后先是单修了三皇姑洞。综合以上三条意见,修皇姑洞和立碑时间,当是在宣统三年(1911),主持修建工程和立碑人,应是智禄的后任,即香山寺时任住持智山或智存。

    四、民国辛酉年碑

    该碑右侧自上而下被打掉一部分,碑名及起始部分内容被毁;碑文下部平齐斩断一截,连带被毁碑文已无法得知;碑末记撰文人、修塔匠姓名、住持和寺僧法名、立碑年月等。碑文有些文字被毁,虽然不能完全通读,但所记事由还能辩析。

    碑名虽然被毁,但据碑文所记修塔情况,以及碑末“修塔匠姬西麟”的记载,可以断定是修观音大士塔的记载,碑名应为《香山大普门禅寺重修观音大士塔碑记》,即使不完全准确,差距也不会大。立碑时间用干支纪年辛酉,推算这个辛酉的公元年份,可以用以下资料考证。碑中列有智山、智存、智水三位住持,在香山寺智字派存世期间,只有一个辛酉年,就是民国十年(1921);碑文载:“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宝塔工竣未及半,而年岁屡歉,……更有刀匪蜂起。迨三载后贼匪稍平,……迟之十稔,而后成也。”这里光绪三十四年是个确定时间,塔成立碑是此后不久,查光绪三十四年后的第一个辛酉年,是民国十年(1921)。不同资料都证明这个辛酉是1921年。辛酉后有桐月,桐月是三月的一种别称、代称。桐月后又有中浣,“中浣”,旧称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为上浣、中浣、下浣。至此,该碑的立碑时间已经明确,即1921年3月上旬。

    该碑残损虽然比较严重,但史料价值比较高。一是记载了清末民国初年重修香山大悲观音大士塔的历程,这是香山寺寺院建筑史上的一件大事,过去只知道清光绪三十四年重修了观音大士塔,但修建情况不见记载;二是记载了清末民国初年当地社会经济和社会治安状况,以及香山寺的寺院经济情况,揭示了民国年间香山寺衰败的主要原因;三是新发现了智山、智存两个智字派住持,为完善香山寺历代住持排序提供了可靠史料;四是新发现了海申、海泮、海宽、海章四个“海”字派僧人,将海字派存世时间提前了十余年。特别是波江的发现,明确了香山寺二十七世”波”字派起始年代。

    五、清乾隆二十九年碑

    该碑嵌在香山寺南杨官营村大街路北七星庙墙上,宽约一尺八寸,高约一尺,记重修七星庙金妆神像时捐资人姓名、捐银数,立碑时间为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九月。

    此碑不大,记事简单,内容一般化,重要的是有关立碑人的记载。碑载“住持僧广一、徒通德”,这八个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曹洞宗僧人入住香山寺已有900多年历史,香山寺曹洞宗建立传法宗派也已有700多年,在我国佛教禅宗曹洞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者在拙作《香山寺历史文化研究》一书中,《曹洞重镇》章内列有《香山寺曹洞宗传法世系表》。由于现存史料多寡不同,每一代僧人找到的人数不等,有的一代僧人见到名字达50多人,有的一代只见到两三人,甚至只有一人,而十九世广字派、二十世通字派、二十一世真字派和二十三世普字派,这四个字派竟然一个也没见到。历史上香山寺曹洞宗僧人很兴旺,从没有断过代,现在见不到人名,原因是缺乏资料。这一通碑上记载的广一和通德师徒俩,是应请到杨官营七星庙住持日常祭祀事务的香山寺僧人。在七星庙时间不长,他们又回到了香山寺。将此碑和清戊子年(乾隆三十三年)碑进行互校,证明此碑载的通德和戊子年碑载的通德为同一人,确实是香山寺僧人。通过此碑找到了香山寺曹洞宗十九世“广”字和二十世“通”字两个字派,填补了《香山寺曹洞宗传法世系表》部分空白,说其史料价值高,自是不妄。

    以上五通古碑刻,记录了香山寺自清中期至民国初期150年间经济、人物、修建情况,对研究香山寺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甚至是不可代替的作用。这些碑刻既是香山寺的历史文献,也是珍贵的文物,除杨官营村的七星庙碑外,香山寺的四通碑刻,一通放在邻近寺院,另三通仍在宝丰闹店乡的水渠上砌着,珍贵的历史文物成了挡水的石头和墙。这些珍贵历史文献和文物的处境,令人异常痛心,望市、县(区)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使其早日回归香山寺,在搞好保护的基础上,加强研究,挖掘其历史文化资源,为平顶山旅游、经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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