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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善传说起点时间的探赜索隐  

2014-09-28 08:48:01|  分类: 妙善传说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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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善传说起点时间的探赜索隐

 

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九月汝州香山寺立《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碑,记妙善在汝州香山修行证道事迹,由时任汝州知州蒋之奇撰文、翰林学士蔡京书丹。蒋之奇在文后说明,他所润色撰文是依唐初道宣与天神所述、义常整理的原本。在义常整理成书的《香山大悲菩萨传》中,妙善的父亲不再是楚庄王,而是称为庄王,并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妙善香山修行成佛故事。对道宣与天神对话所述、义常整理成书的《香山大悲菩萨传》,当代有学者有不同意见,怀疑原本是由香山寺时任住持怀昼所作,然后请蒋之奇润色成文的。对此,我们可以在交流的基础上展开讨论。

英国著名汉学家杜德桥教授著有《观音菩萨缘起考——妙善传说》一书,这是一部妙善传说研究的开山之作,深受学界赞誉称道,笔者十余年来手不释卷一遍又一遍的拜读,受益匪浅。作者在第二章《香山寺的观音信仰》一《香山寺与蒋之奇》中说:“北宋元符二年末(公元1099年底),翰林学士兼侍读蒋之奇(公元1031~1104)被贬出守汝州(今河南临汝县附近)。事因谏言邹浩上疏得罪皇上,之奇坐与语言交通也。之奇出守汝州隔一月,即徙庆州。在这短期间内,他仍有时间到他管区的一座佛寺一游,因为这一游,妙善传说便首次在人间流传开来。”“在汝州宝丰县东南数里当地人称为龙山或火珠山的小山上,有一座大悲塔。‘大悲’意有所指:这是密教中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形象的名称。此观音在唐代初年传入中国,以后的三、四百年,观音信仰和形象即以此大悲观音为主。龙山上的确有这么一座观音塑像,而且很可能是供养在塔内的,虽然没有史料明确的这么说。据较后来的史料,这座佛塔建于唐代。小林市太郎(日本汉学家,笔者注)也认为,就大悲信仰在中国逐渐流传的情况看来,观音塑像本身很可能建于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但是这些说法仍然没有史料根据。一直到十一世纪,大悲塔成为膜拜的对象才有迹象可寻。”“就在这一段期间,人们开始对佛寺发展发生兴趣的时候,香山大悲观音像吸引了李廌的注意。李廌(公元1059~1109)乃北宋文人、书画家,苏轼挚友。他对大悲像的杰出艺术,留下明确的见证。在他所著的《画品》中,他说:‘唐大中年(公元847~859)范琼所画像,躯不盈尺,而二十六臂(清乾隆《宝丰县志》及有关资料记载为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稳,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阳东津大悲化身自作画像,意韵相若。’由此我们知道,在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李廌不仅熟悉香山大悲像乃一无可比拟的艺术作品,也熟悉“大悲化身自作画像”这种传说。”

杜德桥教授在《观音菩萨缘起考——妙善传说》第二章《香山寺的观音信仰》二《传说的诞生》中进一步论述,“从较早的历史背景来看以上两种文献(一是蒋之奇润色《香山大悲菩萨传》的赞文部分,二是朱弁《曲洧旧闻》有关蒋之奇撰大悲菩萨传的评论),我们可以对这传说的诞生得出一些结论。第一,妙善和她在香山寺显灵的故事,在一一00年以前显然并不广为人所知。在此之前,香山寺肯定是个观音信仰的圣地,但它的声誉是建立在大悲塔和大悲像,而唯一为人提到的传说则是大悲本人‘化身自作画像’。其次,怀昼给蒋之奇过目并经他润色的《大悲菩萨传》,显然同样跟当地这个千手千眼观音的传说有密切的关连。”“这些都加强我们早先的印象:香山寺方丈给蒋之奇观阅的那本《道宣卷》,目的在于唤起民间对香山寺的新狂热。这印象是根据间接的证据,并非文献上的证明,但这时我们非常不愿意无怀疑的接受妙善故事源自初唐的说法。即使在十二世纪初,朱弁显然也有同样的怀疑。”“后来的学者分成两派,一派像胡应麟(公元1551~1602),认为整个事情就是寺僧捏造的;另一派像俞正燮等人,认为此传说在唐代或可能盛传一时。最近,冢本善隆(日本汉学家)则设法打破环绕着此传说诞生的神秘性。朱弁之后从来没有人曾经批判性的去研究上面所引得各碑文。我们研究之后,觉得一一00年应该是妙善传说在时间上的起点。”

杜德桥教授学识渊博,学术要求严谨,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世界著名学者。他在缺乏《香山大悲菩萨传》文本和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利用能够找到的资料旁征博引,写出这本《观音菩萨缘起考——妙善传说》,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杜德桥教授是在没有看到《香山大悲菩萨传》文本,缺少有关文献证据资料,对有些资料进行了不够妥当或是非原意的处理,以及对汝州香山寺时代背景缺乏了解,得出了“一一00年应该是妙善传说在时间上的起点”的结论。笔者在研读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杜德桥教授的这一结论不当。究其原因,杜德桥教授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应是由如下几个问题形成的:

第一,《香山大悲菩萨传》文本的缺失。杜德桥教授研究妙善传说,缘起于公元1575年西班牙籍天主教奥古斯丁会(Augustinian)修士Martin de Rada(公元1533~1578)在中国福建主持布道团期间报导中提到的观音证道故事,布道团中有一位军官Miguel de Loarca记载了一个妙善传说故事。这个故事约560多字,篇幅不大,却是首次传入西方的妙善传说。以这个妙善传说故事为基础,杜德桥教授搜集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杜德桥教授没有搜集到平顶山香山寺的《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碑刻资料,及其有关的细节资料。《香山大悲菩萨传》是海内外最早、最权威的妙善传说文献资料,要研究妙善传说,必须要以《香山大悲菩萨传》为基本文献根据。杜德桥教授研究妙善传说,缺乏的恰恰是这个基本的历史文献资料,即使后来台湾学者赖瑞和先生为杜德桥提供了杭州天竺寺《香山大悲成道传》(公元1104)残碑资料,并依此对作品进行了修订,但完整《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碑文的缺失,也会影响杜德桥教授对妙善传说的准确分析和研判。

第二,资料分析判断的矛盾。杜德桥教授在作品中既提出“在汝州宝丰县东南数里当地人称为龙山或火珠山的小山上,有一座大悲塔。‘大悲’意有所指:这是密教中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形象的名称。此观音在唐代初年传入中国,以后的三、四百年,观音信仰和形象即以此大悲观音为主。龙山上的确有这么一座观音塑像,而且很可能是供养在塔内的,虽然没有史料明确的这么说。”“妙善和她在香山寺显灵的故事,在一一00年以前显然并不广为人所知。在此之前,香山寺肯定是个观音信仰的圣地,但它的声誉是建立在大悲塔和大悲像,而唯一为人提到的传说则是大悲本人‘化身自作画像’。”的论点;同时又提出“就在这一段期间,人们开始对佛寺发展发生兴趣的时候,香山大悲观音像吸引了李廌的注意。李廌(公元1059~1109)乃北宋文人、书画家,苏轼挚友。他对大悲像的杰出艺术,留下明确的见证。在他所著的《画品》中,他说:‘唐大中年(公元847~859)范琼所画像,躯不盈尺,而二十六臂(清乾隆《宝丰县志》和其他有关资料记载为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稳,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阳东津大悲化身自作画像,意韵相若。’由此我们知道,在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李廌不仅熟悉香山大悲像乃一无可比拟的艺术作品,也熟悉“大悲化身自作画像”这种传说。”的论点。梳理杜德桥教授的论点,前面为否定的论点,他说“龙山上的确有这么一座(千手千眼大悲)观音塑像,而且很可能是供养在塔内的,虽然没有史料明确的这么说。据较后来的史料,这座佛塔建于唐代。”“小林市太郎(日本汉学家)也认为,就大悲信仰在中国逐渐流传的情况看来,观音塑像本身很可能建于八世纪末获九世纪初。但是这些说法仍然没有史料根据。”作为肯定的论点,他说“妙善和她在香山寺显灵的故事,在一一00年以前显然并不广为人所知。在此之前,香山寺肯定是个观音信仰的圣地,但它的声誉是建立在大悲塔和大悲像,而唯一为人提到的传说则是大悲本人‘化身自作画像’。” “他(李廌)对大悲像的杰出艺术,留下明确的见证。在他所著的《画品》中,他说:‘唐大中年(公元847~859)范琼所画像,躯不盈尺,而二十六臂(清乾隆《宝丰县志》和有关资料记载为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稳,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阳东津大悲化身自作画像,意韵相若。”(台北故宫博物院现收藏有一幅四十二臂大悲观音像,为范琼于公元850年在成都圣兴寺所作,与大中年在汝州香山寺大悲像风格应该是相同的,完全可以做一实证资料)对杜德桥教授的正反两方面论点进一步梳理,可以看到,他的核心否定论点是,“这些说法仍然没有史料根据”;而他肯定的核心论点是,“他(李廌)对大悲像的杰出艺术,留下明确的见证”。从杜德桥教授对资料的分析、判断的论述看,我们无法得出“一一00年应该是妙善传说在时间上的起点”的结论,相反,倒是把妙善传说传播的线索指向了唐代。

第三,使用证据不够准确。书中,杜德桥教授引用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六《蒋颖叔大悲传》曰:“蒋颖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论甚伟。然与《楞严》及《大悲观音》等经颇相函矢。《华严》云:善度城居士瑟鞴胝罗,颂大悲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子身显化,考古德翻经,所传者绝不相合.浮屠氏喜夸大自神盖不足怪,而颖叔为粉饰之,欲以传信后世,岂未之思耶!”这是朱弁对蒋之奇润色《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的批评。我们应该把问题界定准确,杜德桥教授在此要证明的是“一一00年应该是妙善传说在时间上的起点”的论点。但朱弁批评的核心意旨,是作为王室公主,妙善修行证道成佛的缺乏佛教经典根据,不承认妙善传说的存在。这应是两个不同概念。杜德桥教授在此运用朱弁的批评,来证明“一一00年应该是妙善传说在时间上的起点”的论点,应该是使用资料不妥当,曲解了朱弁的文意。为了肯定“一一00年应该是妙善传说在时间上的起点”的论点,在引用朱弁的论据后,杜德桥教授又举了一个例子,“后来的学者分成两派,一派像胡应麟(公元1551~1602),认为整个事情就是寺僧捏造的;另一派像俞正燮等人,认为此传说在唐代或可能盛传一时。”胡应麟说:“观音大士,不闻有妇人称。王长公(王世贞)取《楞严》、《普门》三章合刻为《大士本纪》,而著论破元僧之妄。尝考《法苑珠林》、《宣验》、《冥祥》等记观音显迹,六朝至众,其相式观音或沙门,或道流,绝无一作妇人者……则妇人之像当自近代——元明间。”(引自《中国民间传说论集》之《观世音菩萨之研究》第286页)对此,明代苏州人张鼎思撰《瑯邪代醉编》反驳说:“胡君此说,盖本王长公之意而考证于《楞严》、《珠林》等函,祥矣……然其相起于宋元,则似未然。如僧皎然(唐代著名诗僧)《观音赞》有“慈为雨兮惠为风,灑芳襟兮袭轻珮”之句,此证非妇服相?今吴道子画像犹尚刻滁州,垂璨带钏,全无沙门菩萨之状……谓女形始于宋元盖未深考耳。”(引文同上)清代赵翼《陔余丛考》说:“北齐武成帝,酒色过度病发。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成为一美妇人,食顷变为观世音,为之疗而愈’。由美妇人而渐变为观世音,则观世音之为女像可知。”并说:“则六朝时观音已作女像,王(长公)、胡(应麟)二公尚未深考也。”(引文同上)清俞正燮撰《观世音菩萨传略跋》考证更详,并举例隋代文皇后独狐氏被秘记为“妙善菩萨”。总之,这两个证据都无法支撑“一一00年应该是妙善传说在时间上的起点”的论点。

第四,对资料的研判不够深入。杜德桥教授作品第三章《西元一五00年前故事之各种不同形态》三《十三世纪中提及妙善故事的记载》,采用了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如“第一种记载可见于《从容录》。作者行秀(公元1166~1246)在此书中阐释一禅宗先辈正觉(公元1091~1157)的论点。在卷四,五十四则《云岩大悲》中,我们发现这句短评:‘大悲昔为妙善公主,乃天人为(道)宣律师说。然三十二应,百亿化身立随见不同,各据其说也。’(见卷四二六一页)。这种提及妙善故事的方式——先提大悲次说明大悲救就是妙善——完全与蒋之奇早先论述故事的方式相合。此中道宣与晓谕的天人也明显回应了蒋作。行秀一生大部分都行脚于中国北方的都会。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亲眼见过香山的碑文,不过他似乎至少知晓一与当地材料相去不远的妙善传说。”杜德桥教授所说的行秀,是金元之际曹洞宗高僧,著述甚丰,其《评唱天童正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是当时禅宗名著。正觉受具足戒后参访的第一位高僧,就是汝州香山观音禅院的住持枯木法成,在汝州香山寺修禅5年,也与《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碑相伴了5年。而行秀的两大弟子林泉从伦、复庵圆照是汝州香山寺曹洞宗派第一代,再传弟子嵩严圆玉、玉峰妙鉴、月庵福海先后任香山寺第八代、第九代、第十代住持。可以说,不管行秀生前到没到过汝州香山寺,他与汝州香山寺都有很深的渊源,对香山寺的《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碑及妙善传说应是耳熟能祥同时,他也相信妙善传说源自道宣与天神对所述。在本节中,杜德桥教授又引录一条资料:“另一奇特但清楚的反映妙善故事的资料可见于通常被认为是十三世纪作品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本独特之作因《西游记》故事的一个早期本子而知名……三藏开始踏上渺茫难知的旅程,而就在此时来到了香山:‘迤逦登程,过一座山,名号香山,是千手千眼菩萨之地,又是文殊菩萨修行之所。举头见一寺额,号香山之寺’。此处我们感到兴趣的是,香山此时已成为一朝圣旅程当中的一个明确而为人所熟知的里程碑了,它已被指明为‘千手千眼菩萨之地’。”而在这一条资料的注释中,杜德桥教授如是说:“书中提及千手千眼观音已足以证明,至少作者所想的是汝州的观音信仰。”也就是妙善传说的故事。因为《取经诗话》刊印于南宋临安(今杭州)中瓦子张官人经史子集文籍铺(此印书坊出处见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杜德桥教授就把这个本子界定为十三世纪的作品。1984年7月,李时人、蔡镜浩两位学者作《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书后附录《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从《取经诗话》的体制和表现形式、内容和思想倾向、语言现象三方面进行了详细、严谨的综合考证,提出“我们的结论是:虽然唐代寺院‘俗讲’什么时候开始讲唱三藏取经故事还不能确定,但是传世《取经诗话》的最后写定时间不会晚于晚唐、五代。”“而且可以进一步看出,南宋刊刻者并没有对其做大的改动,它基本上还保存着晚唐五代俗文学作品的原貌。”这样,又把妙善传说的起源指向了唐代。从对杜德桥教授引用这两条资料看,一是对香山寺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缺乏了解,二是对资料分析研究不够深入,致使判断不够准确。

第五,相关文献资料的缺失。由于历时久远,唐宋时期有关妙善传说的文献资料多所湮灭,至今很难寻觅,缺乏证据,这也是杜德桥教授断定妙善传说起点于公元一一00年的主要原因。据现存香山寺塔刹和1946年失落的颜真卿碑(1941~1945年,石桥营村学校教师王文玉、杨天祥、郭士元等曾带学生去香山寺拓片教学生描红练字)记载,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太宗敕令重修汝州香山寺,重建四方形十三层砖塔,这就是随后所说的香山大悲塔,监工建造之人为尉迟敬德。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英国公李勣、鄂国公尉迟敬德等12人在大兴善寺共修密教。尉迟敬德的密教信仰,对香山寺大悲塔内供养千手千眼大悲观音菩萨会有所影响。(武周)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僧人玄通和师弟玄济、弟子梵净重建西方寺(在今宝丰县西北,705年奉敕改为“龙兴寺”,明代为香山寺下院)后,立《重修西方寺碑记》碑,碑载:“寺何以西方名?盖西龙弘法于此也。又土曰:玄冥老聃道于函谷,西方伯(似指佛祖释迦牟尼)纳徒于汝阴。伯所纳徒者,今观音菩萨也。观音者,得道前乃庄王之女妙善也,幼被离苦,几致废道,见容于伯。善尝葬蝉,伯知其佛性,纳之传法。善果证道,号观音菩萨。穿凿附会之语,未见于经史子集,信之茫然。今吾师徒,尝译梵文经论,于上悖见,受逐流迁,足尘八两,面垢半斤,四顾不容,飘飖于此,景破相败,烟水迷迷。初塌之日,兵隳之后,屋燹为土,碑焚为膏,差强辨西方寺数言。烬中尚残余殿,苟安色身。越廿年,有人来窥,询之……云避隋末兵乱,远遁闽越,今始方回。嗟呼!吾师徒自耕廿载,适有信士供养,不亦快哉!”这是目前见到的唐代唯一有关妙善传说的文献记载。碑文中所记妙善传说虽然简单,但事情交代的也算清楚,庄王女妙善证道后,号观音菩萨。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妙善的父亲已经不是楚庄王,而是庄王,和《香山大悲菩萨传》说法一致;二是妙善修行证道的经历和《香山大悲菩萨传》说法有所不同;三是立碑时间早于义常整理其师道宣所述成书《香山大悲菩萨传》4年。这些足以证明唐初已有妙善传说流行,只是妙善传说的内容仍保有原始面貌,尚在演变发展时期。最应该说明的是,玄通等人因为妙善修行证道为观音菩萨不见于佛教经典,认为是“穿凿附会之语”,而被原寺院僧人和信士所驱逐。被驱逐时间大约在公元670年前后,这与道宣与天人对话述妙善香山证道事迹时间很相近。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刘清莲等所纂《巩县志》卷十七《金石志二》记载,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巩县张再遇建造《佛说加句灵验尊胜陀罗尼经幢》一座,文载“功德主张再遇,奉为亡考于茔所建尊胜陀罗尼经幢一座,伏愿承斯妙善速证真常,抱识含情,同霑利乐,见闻随喜,胜妙良因,廻向无上佛果菩提真如实际法界,九有四生,同成班若之舟,共到无为之界,所冀家门安静,馆舍休宁,寿比南山之无疆,福等东海之浩渺者也。”张再遇在经幢文中不是向某位佛菩萨祈愿,而是向“妙善”祈愿,此“妙善”当是证道为大悲观音菩萨的“妙善”,因其证道为千手千眼大悲观音菩萨而神力巨大,所以向其祈愿。这应是妙善传说在宋代传播的一个典型事例。

在妙善传说研究中,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立碑以前,唐代、北宋存世的妙善传说文献资料非常罕见,确实难找,笔者引用的(武周)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重修西方寺碑记》,是在近几年田野调查中找到的;张再遇建造《佛说加句灵验尊胜陀罗尼经幢》,也是在民国《巩县志》中查阅到的。但相关的、间接地文献资料并不少见,如唐大中年(公元647~859)范琼在汝州香山寺作三十六臂大悲观音塑像、宋皇祐三年(公元1051)《大宋□□慈寿院主重海上人灵塔志》、熙宁元年(公元1068)重建香山寺大悲观音大士塔、熙宁四年(公元1071)《重修第五级大悲塔记》(实为熙宁年以前修,只是立碑时间在熙宁四年)等,在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的《宝丰县志》均有所记载。范琼作于公元850年的四十二臂大悲观音像,现在就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晚唐五代“俗讲”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宋李廌的《画品》都见于历代史籍。初唐鄂国公尉迟敬德奉敕重修汝州香山寺,见于香山寺塔刹铸文和唐颜真卿碑。隋文皇帝独狐皇后被秘记为“妙善菩萨”(公元602),更是写入《北史》、《隋书》等国家正史,以上文献资料应该是比较丰富的。梳理这些历史文献资料,从隋仁寿二年(公元602)至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几近500年。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涉及到妙善菩萨、妙善证道成佛、向妙善祈愿有3例,其他记载均为香山寺、香山大悲观音大士塔、香山千手千眼大悲观音菩萨像。正像杜德桥教授所说:“香山寺肯定是个观音信仰的圣地,但它的声誉是建立在大悲塔和大悲像。”“书中提及千手千眼观音已足以证明,至少作者所想的是汝州的观音信仰。”而汝州香山观音信仰,也就是妙善传说的故事。作为如此密切相关或是间接地记述,完全是可以作为妙善传说在唐宋流传的依据,即使如杜德桥教授所说的“妙善和她在香山寺显灵的故事,在一一00年以前显然并不广为人所知。”我对杜德桥教授这一个论点虽然不完全同意,但是可以接受,“不广为人所知”并不是不存在,是客观存在而流传不够广泛。从上述文献资料分布情况看,主要在中原及其北方地区,南方较少流传也稍晚。

可以说,妙善传说起点时间问题,主要关系到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如果离开佛教中国化的时代、宗教和文化背景,是很难界定妙善传说起点时间的,在杜德桥教授的作品中,这一关键因素是阙如的。至于说妙善传说在道宣的《感通录》中不载,并不影响妙善传说的存在,就上述所论文献资料,即可证实妙善传说不仅初唐存在,甚至是可以追溯到隋代。杜德桥教授就“一一00年应该是妙善传说在时间上的起点”的论证论述,是无法支持其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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